1940年,包森担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,负责在盘山地区开辟根据地。盘山位于天津蓟县,是一片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的地区,这也是选择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原因。为了壮大队伍,盘山根据地不久前派出了一支约200人的干部队伍外出学习,直到7月27日才返回。
在这支队伍回来之前,冀东军分区提前通知了包森,并特别派遣了两个连的兵力进行护送,由冀东军分区第12团参谋长欧阳波平亲自带队。包森接到消息后,也立即集合了两个连的兵力,与军分区参谋长曾克林一道,准备去迎接。两支队伍在盘山附近的一座村庄会合时,天已经破晓。
包森看到天亮了,便决定暂时停下脚步,下令队伍在村外扎营生火做饭,大家一起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再继续各自返程。就在这时,哨兵突然发现两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,仔细一看,竟是冀东军分区的侦察员杨泽和高大章。
当包森得知是他们俩回来了,原本轻松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。因为杨泽和高大章是包森亲自派出去执行侦察任务的,目标是蓟县,那里的日伪军驻扎密集,包森为了防备敌人可能的动向,特地安排他们监视。杨泽和高大章突然急匆匆赶来,显然是带来了紧急的情况。果然,他们带回的消息让所有人都震惊——日军一支精锐的骑兵中队已经接近盘山脚下的村庄,距离这里很近,随时可能发动进攻。
展开剩余75%杨泽和高大章出发时,他们化装成父子进了蓟县。当时年仅14岁的高大章跟随杨泽一起,整整一天都没有察觉到任何敌情。直到他们准备回程时,才发现一支70多人的骑兵突然出城,径直朝着盘山方向进发。
起初,他们以为这只是驻蓟县的伪蒙骑兵——这支敌军他们以前交过手,知道其战斗力有限。但当两人藏在路边观察时,才发现骑兵并非伪蒙军,而是日军精锐骑兵中队,人数虽有70人,但战斗力远超他们的预期。这时,天色已暗,日军骑兵的举动显然是在准备偷袭。若盘山根据地未能及时警觉,很可能会被这支精锐骑兵中队突袭,后果不堪设想。
于是,杨泽和高大章立刻奔回盘山,幸运的是,日军骑兵行进速度较慢,未能完全加速,才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赶回。原来,日军骑兵并未直接向盘山发起进攻,而是先闯入一个山村,劫掠村民并强迫他们为日军做饭、喂马,准备补给。正是这段时间,让杨泽和高大章得以在日军前面赶到,遇上了包森和他的队伍。
包森听到这个消息后,陷入了深深的沉思,周围的气氛也立刻凝重起来。毕竟,70多名精锐骑兵可不是小事,这样的敌军需要谨慎应对。事实上,这支日军骑兵并不普通,队员们多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,原本这支骑兵总数为130人,因骑兵在二战中的作用逐渐减弱,导致兵员减少到78人,但其作战能力依然非常强大。
包森当时29岁,但他极具军事眼光和果敢精神。沉思片刻后,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——将计就计,消灭这支日军精锐骑兵中队。包森的决定赢得了队员们的全力支持,他们对包森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。包森作为冀东地区的一员老将,曾带领第二支队打下了数百名日伪军,攻占了十多个敌人据点,甚至活捉了日本天皇的表弟。他的成功经验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,叶剑英更是称他为“中国的夏伯阳”。
包森迅速结合当地地形,制定了伏击计划,伏击地点选在了盘山的石海。石海地形奇特,怪石嶙峋,非常适合用来设置伏兵。包森将四个连的兵力分成三个方向设伏,形成口袋阵,由他、曾克林和欧阳波平各自带队。
虽然敌军为精锐骑兵,但包森认为他们占据了兵力上的优势,且本次作战为伏击战,胜算极大。然而,实际作战中,敌军的机警令行动并不顺利。日军指挥官武岛须田并未盲目进攻,而是派出一名骑兵先行侦查,发现我军在西南方向设有伏兵时,他立即撤退。尽管我军的伏击意图已暴露,武岛须田仍然下令全军进入包围圈,并迅速向缓坡发起攻击。
日军骑兵迅速占领缓坡,但这使得我军在这个方向的伏兵遭到重创,其他方向的援军由于距离较远未能及时支援。在关键时刻,曾克林果断指挥队员们投掷手榴弹,巨大的爆炸声成功阻挡住了日军骑兵的攻势。尽管日军多次进攻未果,他们依然未放弃,开始准备固守待援。
包森及时捕捉到日军的意图,立刻下令猛攻,成功打击了敌军,但武岛须田依然不愿投降,率领残部躲进山洞。晚上,包森决定不再拖延战斗,直接炸毁山洞,将敌人全歼,之后迅速撤离。
日军援军到达后,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精锐骑兵中队被完全消灭,惊愕万分,迅速撤退,连夜返回蓟县。值得一提的是,日军骑兵中有一名名叫塚越正男的老兵侥幸生还,后来他专门前往天津蓟州区盘山烈士陵园,在包森的墓前跪拜并献花,以示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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